中电光伏与KF solar签署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框架协议

《若干解释》第一次对行政诉讼中的管辖异议作出规定。

另外还有些人怀疑当年的过河决定是错误的，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过河的必要，因此主张原路返回。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样的改革虽然给局部领域、局部地区带来了一些利益，也满足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需求，但从国家整体的利益看，却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削弱了政府和民众对于宪法的尊重和信仰。

上月物价跌了百分之五，对此要先收后放，先少后多，使物价先跌后涨。但法治有时无法控制改革本身，人治的思维模式借改革之名重新抬头，甚至有些领域已经形成以人治推动法治的局面，甚至给人一种法治正在倒退的感觉。通过宪法监督，防止各种特权和腐败行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受到追究，要承担宪法和法律责任。之后，刘伯承也用过这句话。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所谓宪政就是宪法的实施状态，核心是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共识。首先，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宪法。[18]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党制国家建立起来，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

2008年至今，伴随着政治宪法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出场并流传以及百年中国法政历史的现实感应及激发，一系列政治宪法学的著述陆续发表或出版，一时之间，蔚为大观。首先，政治宪法学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诉求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向之产物，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三十年的发展中业已走到了尽头，而隐含其间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成为中国改革的中心议题，中国社会开始超越经济议题，需要在政治宪法层面思考现代国家构建的宪法制度变革问题。[36] 既然政治宪法学如此强调规范性价值，并且一再申言自己的规范主义，是否就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完全一致了呢？是否人们一直是在误解政治宪法学吗？显然不是如此。[45]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此外，拙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以政治宪法学为理论基础，在去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立宪史研究的视野和边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回应。[15]政治宪法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在我看来，既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的历史分期，也不同于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对于现代中国以及古今之变的中国，或所谓近现代中国的划分，而是强调宪法政治的蕴含，或把立宪建国视为唯一重要的划分标准，参见高全喜：《演化中的八二宪法》，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

但是，随着今年作为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纪念，以及在此期间通过的4个宪法修正案，我们重读这部宪法，就会发现这部现行的宪法并非仅仅只具有上述实证主义宪法学的规范价值意义，也并非仅仅是陈端洪总括出来的那种现实主义宪法五大根本法的政治内容，我认为这部宪法的规范性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这个规范性超出了上述是与不是的那种实证主义宪法逻辑，而是关涉宪法正义或正当性的规范性，尽管它们隐藏在诸多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依然熠熠发光。首先，一方面我要抵御和防范陈端洪一脉的政治现实主义，即祛除他们把宪法基于政治强权的政治学或实证主义宪法学，伸张政治宪法学的规范主义价值，力图把宪法建立在驯化权力的规范价值的正义基础之上。在自我定位上，修正案先是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下来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7]对于此种演进路径，陈端洪曾予以明确的承认，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但是，问题在于，宪法学并不仅仅如此，宪法学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即它必须有一个政治的赋权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宪法必须面对它的起源，它从哪里来的，其起源、形式以及目的究竟是如何生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宪法学必须面对政治学，不能简单与政治学切割，而是处理宪法与政治的关系。[54]对此，我在关于哈耶克与休谟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均有涉及，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我看来，政治宪法学之所以是宪法学，而不是为现实的政治权力背书，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政治宪法的规范性价值，在于是否诉求政治的合法性，即这个合法性不是宪法律的合法性，而是宪法的合法性，是本源的合法性，即正当性。问题在于，究竟能否从中国百年宪制或现行宪制中开出一种基于中国本土又共享普世价值的规范性法则呢？这正是主流宪法学所予以指责并试图回避的问题，而这对于我们政治宪法学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这31条修正案从内容上看，涉及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对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第二是将社会从国家中释放出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第三是依法治国、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确立了新宪政设计的指导原则和精神基础。我曾经指出，陈端洪在提出政治现实主义的五大根本法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洞见的，那就是他基于历史主义，提出了一个中国宪法的精神指向，即从生存的法则走向自由的法则.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历史主义是不彻底的，因为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如何从生存到自由的基于规范主义的宪法道路，而是相反，他的五大根本法与这个历史主义的方向是对立的。

[2]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讲演和讨论，并没有形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对话，只是冲击了中国主流宪法学的研究氛围，绽露出一些重大的、一直被主流宪法学遮蔽的中国宪制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所主张的政治宪法学与陈端洪这一派是有着本质性差别的。

那么，究竟如何回应提问：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呢？对此，我觉得任何简单性的回复都不足于表达政治宪法学的历史主义宪法观。由此我们发现，四次修改实际上已经部分完成了对人民共和国重新理解和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指导思想、任务和目标的重新确立，将人民共和国由原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那个必要环节，重新定位为现世理性主义的世俗国家。政治宪法学不可能离开规范主义，也不可能脱离宪法解释。[16]但是，最初的中华民国只有十年左右的进程，享年不永，最终失败，由于革命重启，国民革命、联俄联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通过北伐，建立起一个党国体制，并诉诸军政、训政、宪政之路线图[17]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叛变了革命主义，促使共产党开始大搞独立的革命建国事业，后经联合抗战，最终经过三年血腥内战，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在内地胜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新中国。[53] 对于这类保守性或共和性的自由主义或规范主义，显然其方法论就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生命一结构主义的，它强调一种宪制的结构，以及这个结构所构成的生命有机体，不仅捍卫消极性的个人权利，而且强调公民美德，强调积极权利，强调共同体的利益，强调为了正义社会的权利的斗争，强调积极自由以及捍卫这个自由的公民参与。[31] 问题在于，承认了现代宪法的政治性，或宪法之为政治宪法，是否就意味着陈端洪关于宪法的政治宪法学理论就正确呢？在此我是持有疑义的，或者说，我并不认同陈端洪、强世功他们关于宪法的政治观。

对此，我在多部著作和论文中，曾经多次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12]这里存在着一个宪法政治的建国与新民的政治结构以及人民与公民的权利伸张，为此，需要探索中国宪制的动力因、质料因、形式因以及目的因[13],需要一场改良主义的光荣革命，需要在生存主义的基础上重塑中国宪法的规范主义。

对于陈端洪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我是赞同的，但对于他的具体观点，我有很大的质疑。[34]青年学者翟小波教授虽然反对宪法的司法化，主张基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宪法学，但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法的规范性，他认为宪法的中心价值就是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有政治宪法，他反对的只是抽象的法条主义，虚幻的规范主义。

固然政治学与宪法学之间需要确立一定的学科性的知识界碑，政治学家与宪法学家的对话可以基于不同的理路各自展开，但政治宪法学就是政治宪法学，它既属于政治学又属于宪法学，或者说既不属于政治学又不属于宪法学，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义政治学或宪法学。[3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3页。

[12]关于革命的反革命逻辑，我曾结合中国宪制作过具体分析，参见高全喜：《革命与宪法及中国宪制问题》，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说起来，这个问题颇为吊诡，或具有一定的悖论性质。问题在于这个历史叙事仅仅是一种客观描述吗？在政治宪法学看来，是，又不是。例如陈端洪对于政治的理解就与我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对于现实性与规范性的着重点，我们也有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我们关于政治宪法的一系列观念、价值取向，甚至政治宪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存在着严重的歧异，用我的话来说，我们两人分别代表着政治宪法学的左和右,我们之间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远远大于我们与规范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差别。

[48] 所以，谈到中国的政治宪法学，就必须进人历史，历史主义是政治宪法学有别于主流宪法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对于宪制历史缺乏富有效力的理论应对，他们或者是抽象的个人权利主义，或者是空洞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他们的论说中，宪法演进的历史是没有位置的，时间维度在他们那里是或缺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理想主义的规范体系和转引过来的西方司法的案例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一点不可否认，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建国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奠定了中国之政治宪法的合法性理论基础。

对于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尤其是他把宪法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决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惜为党制宪法背书，无疑引起很多学者的反感甚至诋毁，将其视为反宪政主义一族，视为左派激进主义。革命出场，宪法就必得退场，宪法出场，革命就必得退场，这就是宪法学的逻辑，而非政治学的逻辑。

政治宪法学与上述主流宪法学不同，它并不否认日常法治状态下的宪法规范以及宪法解释，但我们认为这些规范内容以及基于法条和案例的解释在中国当今的宪法以及宪法实施中是羸弱的，甚至不是中心的议题。主流宪法学所承担的只是一个日常状态下的法治目标，而不是非常态的宪法学。

[30]有人认为陈端洪乃至政治宪法学不是法学，而是政治学，是权力政治的学术化包装，在他们看来，政治学就是涉及政治权力的，而宪法学则是涉及权利的，与政治及其权力无涉，即便有关系，也是规范政治权力，限制和抵御政治权力，宪政就是防止权力恣意，就是保障人权。[56]参见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政治宪法与规范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4）与政治学界、政治思想史学界的对话，即国家构建与政治宪法学主题研讨会（《战略与管理》编辑部，2010.11.1）;制宪权与根本法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10. 10. 22）。但是，为什么在一般的评论中，或者在两个宪法学的阵营中，又都表现出如此鲜明的理论之对垒呢？而且，本文前述也仍然采取了区分不同流派的立论作为分析与陈述的理路呢？这种情况取决于中国宪法学的理论语境。

但是，关于宪法学我又不同于主流的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方面，我仍然属于政治宪法学，在我看来，中国宪法的根本性问题不属于日常时期的法治宪政问题，而是处于非常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宪法学不能由主流的各种宪法学来承担，而只能由政治宪法学承担，即直面中国之政治宪法的根本，创制一种转型宪政的宪法学。因为宪法学有别于政治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宪法不是政治权力的证成，不是为政治背书，而是捍卫权利，是规范政治权力的法则，宪法学拷问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据悉目前已经有数篇宪法学、法理学与政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便以政治宪法学为研究主题，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田飞龙的博士论文便是《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11]参见强世功：《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启示》，载《读书》2009年第11期。

许章润的基于国家理性的历史法学，参见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如何看待这个八二宪法以及此后的三十年中国之宪法政治呢？在我看来，对于这个中国现行的改革宪法，我们应该有一个双重的视角，首先是一种延续的宪法观，即这个宪法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宪制的一个升级版，一个虽然拨乱反正（对于文化大革命之政治中国）但仍然没有脱离党制国家体制的宪法[21],这一点与新传统之中国的党国宪法（国共两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新传统的一部分。